同行评议与“虚拟见证”

　　【科学随笔】

　　日前，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科学家的一篇成果《人类寿命极限的证据》，被荷兰、美国等国的诸多同行专家提出异议，并认为论文虽然经过同行评议，但审稿人的独立性出现了“妥协”、对数据的批判性不够。

　　在学术出版中流行一句话：“不出版便出局”。然而出版也并非一路坦途，它要经过层层关卡，特别是确保文章质量的同行评议――一般来说，同行评议是确保文章质量的重要手段。在美国社会科学家布鲁斯・泰尔看来，让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稿件出版之前对其进行阅读和评估从长远来看可以提升这些出版物的质量，而且评审者的判断能帮助编辑来决定提交给杂志和出版社文章能否被出版。同行评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公平性，因为其选择的标准是文稿的价值而非作者的声誉或者其所属机构的名声。这样，同行评议创造了一个只有最好的著作才能被广泛分享的环境。

　　但任何制度都不会是完美的，同行评议也是如此。比如，同行评审中曾出现审稿专家故意毙稿，以为自己实验室或其他同行赢得发现优先权的情况。排除这些因个人道德品质带来的弊端不谈，同行评议有一个“先天不足”的弱点――评审者只是根据经验和逻辑来判断文章的结论，而非亲自验证――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虚拟见证”。

　　大卫・柯比在《当科学遇见电影》一书中认为电影通过让大部分观众无须直接见证现象即可看到物体和事件，从而担任了“虚拟见证”技术的角色。史蒂文・夏平和西蒙・谢弗最先在他们的力作《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和实验生活》中提出这种“虚拟见证”对建构公共知识的重要性。

　　就此而论，科研论文的同行评议专家发挥的也是“虚拟见证”功能，也就是说同行评议者，一般为某一领域的权威，代替广大科研人员和公众对论文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审阅，让那些没有亲见实验过程的科研人员相信论文中描述的实验和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但是实际上同行评议人员未必真的做到了“见证”，他们并没有一一验证被审论文的实验细节，因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同行评议的不足之处。

　　甚至“虚拟见证”的不足也给学术不端留下了可乘之机。2016年12月1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了2016年“捍卫科学道德反对科研不端”通报会，通报了自2015年3月开始《英国现代生物》《斯普林格》《爱思唯尔》《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旗下的学术杂志出现的4批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国作者的论文有117篇。可以说，这些论文经过了同行评议专家们“虚拟见证”的文章，最终在真相面前败下阵来。

　　每个制度都会有缺点，最佳的方法不是弃之不用，而是找到抑制缺点、发扬优点的办法。对同行评议也是如此。比如最近，电子出版技术为开发替代性的评审方法提供了机遇，公众的同行评议让所有读者都可以对一篇文章进行审查和评议；有些在线开放获取期刊，用传统的预审同行评议方式来发表文章；一些领域也会通过预印本文献库来在线发表成果。这些都是对同行评议的一种补充。但是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如何让“虚拟见证”更可靠，将是论文评审中需要关注的重点。